訪談日期：2023.01.19
問：研究員
答：馮程程 (資深劇場導演及編劇，曾任前進進戲劇工作坊駐團導演)
問：可以談談你如何與陳炳釗及「新文本」結緣嗎?
答：我是1997年在《信報》文化版工作。剛巧陳炳釗在1997至2000年排演「臨流鳥」系列，每周在藝術中心都有活動，順理成章在工作上有交集。當時我在糊塗戲班演《四大美人》，而釗剛接手「前進進」。2000年前後，我在倫敦差不多看了所有Sarah Kane作品的不同版本 (其時Sarah Kane剛過世)，回港後便向釗介紹。剛巧釗亦在紐約遊學回來，對劇場有很多想法，很想探討劇場所涉及的種種表演形式、創作方法等。2005年，陳炳釗就在牛棚發表《不(手)女 ’N(魚)夫王》、《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》一類以導演為核心的劇場作品。
2006年，我們演出Sarah Kane《4.48》、《CRAVE》，並開展「文本的魅力」系列。這是「新文本」的前身。之後就有《鯨魚背上的欲望》、《母雞身上的刀子》、《FAR AWAY》、《神級DJ》等。釗也寫了《hamlet b.》，完成整個「消費時代三部曲」。兩者並行展示釗的創作的確受了「新文本」啟發和影響，繼續探索他所追求的文本寫作，該是怎麼的一回事。可以說當時的雙線並行已開始日後所謂的「本土轉化」，不斷通過創作回應香港藝術界發生轉變的當下。「前進進」一直以來的圍繞介紹「新文本」的動作，如經營網站內容、出版小冊子、搞講座或論壇甚至戲劇節，最終都不是只為了搬演歐洲「新文本」，而是建立自己Style，目的就是要做「本土轉化」，並且在2015年正式提出「本土轉化」。於是籌辦了「新文本戲劇節」，即第二階段的「新文本運動」。從《誰殺了大象》、《西夏旅館》到《漂流》、《耳搖搖》，都可以說是「本土轉化」的成果。
問：你認為「新文本」運動從引介到「本土轉化」，有哪些元素是決定性的?
答：2013年，釗導了《金龍》和《電子城市》，創作力澎湃。我想，是「新文本」塑造了某些說故事方法或表演風格。導演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一環，演員亦不容忽視。2016年「新文本」運動的另一階段是訓練演員，編、導、演三者缺一不可。因此，2016和2018便舉辦了兩次以actor’s training為目標的「前進進表演探索計劃」，先後邀請完成工作坊的演員演出《卡桑德拉》(2016)、《西邊碼頭》(2018)。
問：作為香港「新文本」運動的推手之一，你如何評價「新文本」運動在香港是否成功?
答：那就要問什麼時候我們不再講「新文本」。「新文本」運動至今20年了，大家開始比較少講「新文本」。所謂「新本文」在釗手中也有不同面向，如類近於「紀錄劇場」、「真實劇場」的《會客室－Best Wishes》、《100%香港》。另一方面，當年在牛棚「前進進」一起打拼的創作人，現在雖然沒有在「前進進」麾下發表作品，但「新文本」已遍地開花，如甄拔濤的「再構造劇場」，不也是「新文本」劇場嗎? 我認為，當時在「前進進」的歲月，大家志同道合、一齊發功，來讓香港劇場有些東西可以被鬆動。我們、釗和「前進進」仝人，是夥伴般一起行出「新文本」之路，摸索現在的劇場應向哪個方向發展。彼此是合作，而非導演或劇團藝術總監獨大。包括劇場評論人也一起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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