訪談日期：2023.03.06
問：研究員
答：甄拔濤 (資深劇場編導，現為香港再構造劇場藝術總監)
問：你大概是何時成為「前進進」「新文本」運動一員，當時參與了哪種性質的工作?
答：2003年至2011年間，我是《明報》星期日生活的專欄作者。當時「前進進」正要公演《神級DJ》，邀請我擔任「演後談」的嘉賓，之後釗問我有沒有興趣參與讀劇，於是我便成為其中一份子。所謂參與導演讀劇工作，我需要翻譯文本和出席現場讀劇，前後經手的外國劇有十部之多，如《我顫抖》。「前進進」推動「新文本」運動時，他們已經很ready。
我本科在香港大學唸英文系，學習的大多是翻譯劇，這是我的戲劇根柢。從當代戲劇的角度，接觸「新文本」後才知自己過往是多麼out-dated，彷彿香港還在做現代戲劇，歐洲已走到當代戲劇了。這也涉及視野和眼界的問題，外在世界的當代寫作的確是有所謂「新文本」的傾向。用時間的比喻來說，就是香港戲劇與外在世界有「藝術上的時差」，歐洲創作、發展「新文本」已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事。香港要到廿一世紀才推動「新文本」，某種度上香港戲劇慢於台灣，台灣劇場曾經很先鋒，只是後來有點停滯不前。我們和釗縱然感受到這種「藝術上的時差」，也感覺興奮。「前進進」開始時搬演Sarah Kane時，估計與歐洲看到她的作品相差十年，(搬演)李希特時則相差五年左右；到了《金龍》，時間上我們已與歐洲劇場前所未有的接近。
問：你認為「新文本」最吸引、最精妙的元素是什麼?
答：從香港劇場來說，「新文本」最吸引的是解放香港劇場。它不是寫實主義，又不是荒誕劇。詩意、小說式語言，對詩意語言的迷戀都可以放進去。其實new writing的詩意語言，相比起莎劇更俯拾皆是，跟觀眾的共鳴點更現代。如2012年「前進進」的「新文本戲劇節」《驚爆》、《誰殺了大象》、《西夏旅館》和2013年的《漂流》、《耳搖搖》、《金龍》。
如果從時間流來看，前「新文本」時期的《奧利安娜的迷惑》、《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》、《不(手)女 ’N(魚)夫王》、《N.S.A.D.無異常發現》、《死亡與少女》與「消費時代三部曲」，已多少有着「新文本」興味。進入「新文本」時期，除了大量引介「新文本」作品，還發展了「表演探索工作坊」。到了近年的「真實劇場」《會客室－Best Wishes》、《100%香港》，就有點後「新文本」的感覺。因此，「新文本」運動中，「本土轉化」其實是目的地，實踐最unique的東西。劇場最終一定要與當代有連結，要在當中找到永恆的議題。
問：參與「新文本」運動的經驗，如何影響到你今天的創作?
答：「新文本」對我最大的影響是「自由」，原來劇場創作空間可以這樣大。2014年我英國進修，當時心想與其隔山買牛不如直接到英語世界學習歐洲的敘事和創作。「新文本」關顧當代的生存狀態，與觀眾同呼同吸，否則他們不會再有興趣來看你的東西。「新文本」有齊當代世界的bright side和dark side。當創作人的基本功夠紮實和深入，就可通過「本土轉化」來進一步探索。而我在2012年發表的《西夏旅館》，就是re-visit Martin Crimp作品所結出的果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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